9月14日晚，澳大利亚前总理托尼·阿博特（Tony Abbott）在自由党党魁选举中以44-54票数被马尔科姆·特恩布尔（Malcolm Turnbull）击败，黯然下台。阿博特的下台为近年来不平静的澳大利亚联邦政治再添了新的一笔——从2010年朱莉娅·吉拉德（Julia Gillard）在工党内推翻陆克文（Kevin Rudd）以来，五年内澳大利亚一共更换了四任总理。而上一位能够赢得选举并且安然度过完整任期的总理，已经是2004年选中连任的约翰·霍华德。

这一现象使堪培拉在国际媒体中赢得了民主国家“政变之都”的“美誉”。但事实上，频繁“政变”这一现象并非澳大利亚联邦政治的长期传统。除阿博特和陆克文之外，唯一一个在首任任期被党内炒鱿鱼的总理罗伯特·孟席斯（Robert Menzis），还需要追溯至70年前。

为什么澳大利亚总理这一职位在最近几年变成了来去频繁的旋转门？在辞职演讲中，阿博特将这一现象归咎于“热昏了头的媒体文化（febrile media culture）”， 而他的政治导师霍华德虽未有直接批评媒体，但直言这次更迭的最基本原因，无疑是一个“算术问题”——民调。

民调和媒体并不是最近十年才出现的新鲜事物，如果脱离澳大利亚政治环境变化的大背景以及政治制度的特殊性，我们就不能清楚地看出它们二者的结合是如何作用于当今政局的。

霍华德2007年败选以前，他和他的前任们所代表的，是澳大利亚传统政治家的图像：擅长于电台访谈，参加民众集会和议会中辩论。在传统媒体中，他们是舆论的引导者，他们在电视上的每一个动作，每一句发言，都经过精雕细琢。扭转对自己不利的负面舆论，更是一个传统优秀政治家的必备能力。

所以，过往的政客虽然同样面对民调和媒体的压力，但在传统媒体环境中，民调变化缓慢，舆论渠道单一。在几年时间内，政客通常只需要面对一次大考——选举。而当后世评判之前的政治家时，所注重的不仅仅是民调，更是勇气、信念和能力，是否敢于消耗自己的政治资本，做那些自认为正确但不受欢迎的事情，并在接下来的时间里用结果证明自己。

作为澳大利亚任期第二长的总理，霍华德就是此类政治家的代表。在任期的最后时光，霍华德推进雇佣关系改革等一系列不受欢迎的右翼政策，直接导致霍华德政府的民调连续两年落后。尽管如此，政党所专注的焦点依然聚集在“做正确的事”，而非做“提高民调的事”。

这一传统在2007年陆克文击败霍华德，结束自由党-国家党联盟11年执政之时宣告终结。选举中，陆克文首次全方位利用web 2.0和社交媒体参与竞选。“Kevin 07” 的品牌进驻youtube，facebook等新媒体，网站博客甚至开放用户评论。而对手自由党/国家党联盟的网络策略几乎为零。最终，陆克文成功调动年轻选民，席卷当年选举。

2007年选举，陆克文的竞选活动奠定了社交以及网络媒体在澳大利亚政坛的重要地位

时至今日，社交媒体已经成为包括澳大利亚在内的众多国家的政治常态，几乎每一位联邦参众议员都在社交媒体中有一席之地。而新媒体的真正威力在于，往常在传统媒体中少有发言权的民众也有了发声渠道。就如阿博特在辞职演讲中提到，“从来没有任何时候像现在这样，能让我们看到如此多的民调和评论。”政客在今天所面临的挑战与霍华德之前的时代已经截然不同了——用不了24小时，政客就将不得不面对自己一言一行，一项政策所带来的巨大舆论后果，而自己控制舆论的能力由此剧减。

而这一后果不仅仅只是一个民调数字而已。当每一个人都能发声时，每一个声音的目的并非都那么容易判断。从陆克文时代开始，“人格暗杀（character assassination）”成为了澳大利亚政界的热门词语。从左右之争到吉拉德与陆克文之间的争斗，向媒体泄密、放谣言抹黑对手等指控一直萦绕不去，以至于阿博特在辞职演讲中更是明确提出了媒体的地位问题，忠告媒体不要成为“暗杀者的刀”。政客面对的不仅是更重的舆论压力，还要防备政敌将舆论变成对自己不利的武器。

新闻集团旗下《今日电讯报》在2013年选举前的头版，大标题要求选民将“将（陆克文）这个暴徒扫地出门”

在这种舆论的压力环境中，澳大利亚的政治制度还为不断的“逼宫”大开方便之门。相比于其他国家，澳大利亚的主要政党更像是观点大致一致政客的松散集合，而非统一政党。工党和自由党均有相当明显的党内派系，而工党更是将派系正式化，在党内建立了“右翼工党（Labor Right）”以及“社会主义左派（Socialist Left）”。

澳大利亚工党左翼派系在各州的分部logo

工党总理通常来自于右翼派系，但吉拉德的“政变”却打破了这一传统

正因如此，澳大利亚的党内之争，放在其他政治环境中，其激烈程度实质上约等于两个不同政党的竞争。在工党于民调中节节领先的前提下，自由党中自霍华德以来第一位较左的马尔科姆·特恩布尔当选，也就成了预料中的事情。在快餐媒体以及民调轰炸的环境中，议会党团在面对不利于本党的“今日最新民调”时，党团有越来越多的动机使用自己手上的制度武器，更换党魁，以求保住自己的席位。

其实不止澳大利亚，威斯特敏斯特制下的国家，都或多或少出现了类似的问题。原本在这一制度中，选民只选择自己选区议员，而议会多数党所提出的政府首脑人选，也能同时控制议会多数席位。长期以来，政府稳定被看作为这种简单多数制的优点。但在日益被媒体和民调所主导的政治环境中，无论是在野党还是反对党，民调不稳，也就意味着党魁地位不稳。在新西兰，在野7年的工党经历了四任党魁，但仍未扭转民调低迷的情况；在英国，民调和社交媒体将较为极端的杰雷米·科尔宾(Jeremy Corbyn)送上了党魁之座。

新媒体时代下，媒体，舆论对政界压力的不断增强，本质上是民意的更快体现。今天威斯特敏斯特制中的政治家们所需要做的，将不仅仅是赢得选举，而是随时随地让他的“老板”们满意——党团，民意，以及各种利益集团。就如往日一样，政客在驾驭报纸、电台、电视之后，也终将会驾驭这一新挑战，找到生存之道。但在此之前，无论是阿博特还是别的其他什么人，总得有人要付出学费。